第二节 童年记忆
生病后几个月的事，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了，隐约记得我常坐在母亲的膝上，或是紧拉着母亲的裙摆，跟着母亲忙里忙外地到处走动。
渐渐地，我可以用手去摸索各种东西，分辨它们的用途。或者揣摩别人的动作、表情，来明了发生什么事，表达自己想说的、想做的，我渴望与人交流，于是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摇摇头表示“不”，点点头表示“是”，拉着别人往我这里，表示“来”，推表示“去”。当我想吃面包时，我就以切面包、涂奶油的动作表示。
想告诉别人冷时，我会缩着脖子，做发抖的样子。
母亲也竭尽所能做出各种动作，让我了解她的意思，我总是可以清楚地知道母亲的意思。说实在的，在那漫长的黑夜里能得到一点儿光明，完全是靠着母亲的慈爱和智慧。
我也慢慢地明白了生活上的一些事。5 岁时，我学会了把洗好的衣裳叠好收起来，把洗衣店送回的衣服分类，并能认出哪几件是自己的。从母亲和姑母的梳洗打扮，我知道她们要出去，就求她们带着我。亲戚朋友来串门，我总被叫来见客人。
他们走时，我挥手告别，我还依稀记得这种手势所表示的意义。
记得有一次，家里即将有重要的客人来访，从门的启闭，我知道了他们的来到。
于是，我趁着家人不注意时，跑到母亲的房间，学着母亲的样子在镜子前梳妆，往头上抹油，在脸上擦粉，把面纱用发夹固定在头发上，让面纱下垂，轻盖在脸上，而后，我又找了一件宽大的裙子穿上，完成一身可笑的打扮后，也下楼去帮他们接待客人。
已经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到自己与众不同了，这应该是在莎莉文老师到来之前的事。我曾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嘴巴在交谈，而不像我用手比划着。因此，我会站在两个谈话者之间，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巴，可是我仍然无法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我疯狂的摆动四肢，蠕动嘴唇，企图与他们交谈，可是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生气极了，大发脾气，又踢又叫，一直到筋疲力尽为止。
我经常为了一些小事而无理取闹，虽然我心里也知道这样是不应该的，可是一有事情到来，我又急躁得控制不了，就像我常踢伤了保姆艾拉，我知道她很痛，所以当我气消时，心里就觉得很愧疚。但是当事情又不顺我的心意时，我还是会疯狂地胡乱踢打。
在那个黑暗的童年时代，我有两个朝夕相处的伙伴，一个是厨师的女儿——玛莎。华盛顿，另外一个是一只名叫贝利的老猎狗。
玛莎。华盛顿很容易就懂得了我的手势，所以每次吩咐她做事情，她都能很快就完成。玛莎大概认为与其跟我打架，还不如乖乖地听话来得聪明，所以她都会很快而且利落地完成我交待的事。
我的身体一向结实又好动，性情冲动又不顾后果。我非常了解自己的个性，总是喜欢我行我素，甚至不惜一战。那个时期，我跟玛莎在厨房度过了不少时光，我喜欢帮玛莎揉面团，做冰淇淋，或是喂喂火鸡，不然就是为了几个点心而争吵不休。
这些家禽一点儿也不怕人，它们在我手上吃食，并乖乖让我抚摸。
有一天，一只大火鸡竟把我手中的蕃茄给抢走了。也许是受火鸡的启发，不久，我和玛莎把厨娘刚烤好的饼偷走了，躲在柴堆里吃得一干二净。却不料吃坏了肚子，吐得一塌糊涂，不知那只火鸡是否也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珍珠鸡喜欢在隐蔽处筑巢，我特别爱到深深的花丛里去找它们的蛋。我虽不能给玛莎说“我要去找蛋”，但我可以把两手合成圆形，放在地上，示意草丛里有某种圆形的东西，玛莎一看就懂。我们若是有幸找到了蛋，我绝不允许玛莎拿着蛋回家，我用手势告诉她，她拿着蛋，一摔跤就会打碎的。
回想童年、谷仓、马粮以及乳牛场，都给了我和玛莎无穷的快乐，我们简直像极乐园里的天使。当我跟玛莎到乳牛场时，挤牛奶的工人常常让我把手放在牛身上，有时候，也会让我把手放在牛的乳部，我也因为好奇而被牛尾打了好多次。
准备圣诞节也是一大快事，虽然我不明白过节的意义，但是只要一想起诱人的美味，我就格外快乐。家人会让我们磨香料、挑葡萄干、舔舔那些搅拌过食物的调羹。我也模仿别人把长袜子挂起来，然而我并不真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不像别的孩子天没亮就爬起来看袜子里装进了什么礼物。
玛莎。华盛顿也和我一样喜欢恶作剧。7 月一个酷热的午后，我和玛莎坐在阳台的石阶上，像黑炭一样的玛莎把她像绒毛般的头发用鞋带扎起来，一束束的头发看起来就像很多螺丝锥长在头上。而我皮肤白皙，一头长长的金黄色卷发。一个6岁，另一个大约八九岁。小的那个盲童就是我。
我们两个人坐在石阶上忙着剪纸娃娃。玩了不久我们便厌倦了这种游戏，于是就把鞋带剪碎，又把石阶边的忍冬叶子剪掉。突然，我的注意力转向玛莎那一头“螺丝锥”、一开始，玛莎挣扎着，不肯让我剪，可是我蛮横极了，抓着玛莎的螺丝锥不放，拿起剪刀就剪下去，剪完玛莎的头发，我也回报玛莎，让她剪我的头发，若不是母亲发现，及时赶来制止，玛莎很可能把我的头发统统剪光。
我的另一个玩伴是贝利，也就是那只老猎狗，他很懒惰，喜欢躺在暖炉旁睡觉，一点也不爱陪我玩。他也不够精明，我尽力教他手语，但是他又懒、又笨，根本不懂我在干什么。贝利总是无精打采地爬起来，伸伸懒腰，嗅一嗅暖炉，然后又在另一端躺下，一点也不理会我的指挥。我觉得自讨没趣，便又去厨房找玛莎玩。
童年的记忆都是片断零碎的，一想起那段没有光，没有声音的黑暗世界，这些影像就会更清晰地在我心头浮现。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到围裙上了，便把围裙张开，放在卧室暖炉的余火边，想把它烘于，急性子的我觉得不够快，便把裙子放在暖炉上面。突然间，火一下子着了起来，燃着了围裙，把我的衣裳也烧着了。我狂叫起来，老奶奶维尼赶来，用一床毯子把我裹住，差点儿把我闷死，但火倒是灭了。除了手和头发之外，其余地方烧得还不算厉害。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发现了钥匙的妙处，对它的使用方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有一天早晨，我玩性大发，把母亲锁在储藏室里。仆人们都在屋外干活，母亲被锁在里边足有3 个小时。她在里边拼命敲门，我却坐在走廊前的石阶上，感觉着敲门所引起的震动而咯咯笑个不停。然而经过这次恶作剧，父母决定要尽快请人来管教我，于是我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来了。但是本性难改的我，还是找机会把她锁在房间里。
有一次，母亲让我上楼送东西给莎莉文小姐，我回转身来砰的一下把门锁上，将钥匙藏在客厅角落的衣柜下。父母不得不搭了一架梯子让莎莉文小姐从窗户爬出来，当时我得意极了，几个月之后，才把钥匙交出来。
第十三节 洁白的世界
经过了那一次波士顿之行，我几乎每年的冬天都在北方度过。有一次，我到新英格兰的一个小村庄去过冬，在那里，我见到了封冻的湖泊和白雪皑皑广阔的原野。
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冰雪世界无穷的奥秘。
我惊讶地发现，大自然的怪手剥去了树木和丛林的外衣，只剩下零星的几片枯叶。鸟儿飞走了，光秃秃的树上只留下堆满积雪的空巢。高耸的山岭和广漠的原野，到处是一派萧瑟的景象。冬之神施展的点冰术已使大地僵化麻木，树木的精灵已退缩到根部。在那黑洞洞的地下蜷缩着睡熟了的一切生命，似乎都已消失。甚至当太阳大放光明时，白天却仍然是萎缩寒冷的，仿佛它的血管已经枯萎衰老，它软弱无力地爬起来，只是为了朦胧地看一眼这个冰冷的世界。
有一天，天气阴沉，预示着暴风雪即将来临。没多久，雪花开始飘落了，我们跑出屋外，用手去接住那最早飘落下来的雪花。雪花无声无息、纷纷扬扬地从天空中飘落到地面，一连几个小时下个不停。原野变得平整，白茫茫的一片。清早起来，几乎分辨不出村庄的原貌了。道路被白雪覆盖，看不到一个可以辨认道路的标志来，惟有光秃秃的树林在雪地里矗立着。
傍晚，突然刮起了一阵东北风，狂风把积雪卷起，雪花四处飞扬。家人围坐在熊熊的炉火旁，讲故事、做游戏，完全忘却了自己正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孤独之中。
夜里，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我们惊恐万分。屋檐嘎嘎作响，屋外的大树左右摇摆，折断的树枝不停地敲打着窗户，发出可怕的声音来。
一直到第三天，大雪才停了下来。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照耀在广阔白色起伏的平原上，四周到处是被雪堆积成奇形怪状的雪丘。
我们在雪地里铲出一条狭窄的小路，我披上头巾和斗篷走出来。空气冷嗖嗖的，脸颊被风刺得生疼。我和莎莉文老师一会儿在小路中间走，一会儿走到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一片松林旁，再过去是一大片宽阔的草场。
松树矗立在雪地中，披着银装，像是大理石雕成一样，闻不到了松叶的芬芳了。
阳光照在树枝上，就好像钻石般熠熠闪光，轻轻一碰，积雪就像雨点一样洒落下来。
雪地上强烈的阳光反射，穿透了蒙在我眼睛上的那一层黑暗。
积雪慢慢地融化，在它还没有完全消失前，另一场暴风雪又来了，整个冬天，几乎踩不着土地。树木上的冰凌偶尔会融化，可是很快又会披上一件相同的白衫；芦苇和矮草丛都枯黄了，躺在阳光下的湖面也变得又冻又硬。
那年冬天，我们最喜欢玩的是滑雪橇。湖岸上有些地方非常陡峭，我们就从坡度很大的地方往下滑。大家在雪橇上坐好，一个孩子使劲一推，雪橇便往下猛冲。
穿过积雪，跃过洼地，径直向下面的湖泊冲去，一下子穿过闪闪发光的湖面，滑到了湖的对岸。真是好玩极了！多么有趣的游戏！在那风驰电掣的一刹那，我们似乎与世界脱了节，御风而驰，飘飘欲仙。
第二十一节 入学
虽然历尽艰难困苦，我的入学考试总算结束了，我随时可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
然而，家人和朋友都建议，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思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我的大学梦才实现。
进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天之一，对于这一天我曾经怀抱着无限的期望。我也知道，还会有许多障碍，但我决心要克服它。我牢记一句罗马座右铭：“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于罗马之外而已。”我不就是走不了寻求知识的康庄大道，而被迫去走那条荒无人迹的崎岖小路吗？我也知道，在大学里，我将有充分的机会同那些像我一样思考、爱憎和奋斗的姑娘们携手前进。
我热切地开始了大学生活。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正敞开大门美丽而光明的新世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心灵上像别人一样的自由。心灵世界里的人物、背景，其喜怒哀乐应该是真实世界生动具体的反映。在我看来，大学的讲堂里应该充溢着先贤先哲的精神和思想，教授则是智慧的化身。
不久，我发现大学并非我所想像的浪漫。许多幼时无知的梦想也渐渐变得不那么美丽动人了，我逐渐发现上大学也有其不利之处。
首先，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没有时间来沉思，自我反省。以前，我常常独自静坐，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只有在安静闲暇之中才能听到。这时候，我心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拨动了我那久久平静的心弦。而现在，人们进大学似乎仅仅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思考。进入大学之门后，就将许多最可宝贵的乐趣——孤独、游玩和想像——连同那窃窃私语的松树一起弃之门外了。或许，我应该这样来安慰自己：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将来的享受，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要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缨。
大学第一年功课程有法文、德文、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法文方面，我欣赏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德米塞和圣。贝夫等名家的作品；德文方面读了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第卡》。
我也常怀疑自己是如何克服进入大学后的种种具体困难的。在教室里，我单独一个人，教授好像遥不可及，莎莉文尽可能将教授讲课的内容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匆忙之中，讲课人的个性特点却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望尘莫及。在这方面，那些记笔记的女生并不比我好多少。一个人忙于一边机械地听讲，一边急匆匆地记，是不可能把多少心思用在考虑讲课的主题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
我无法记笔记，因为我的手正忙于听讲。通常是回家后，才把脑子里记得的，赶快记下来。我做练习和每天的短篇作文、评论、小测验、期中考试及期末考试等，都是用打字机完成的。在我开始学习拉丁文韵律时，我自己设计了一套能说明诗的格律和音韵的符号，并详细解释给老师听。
我使用的打字机是汉蒙能德牌的，这是最能适应我特殊需要的一种品牌。这种打字机可以使用活动字板，一部打字机有好几个活字板，有希腊文、法文或数学符号的，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而定。如果没有它，简直不知道如何完成大学的学业。
我所学习的各种教材很少是盲文本的，因此，不得不请别人将内容拼写在我手中，于是预习功课的时间也就要比别的同学费时得多。有时，一点儿小事要付出很大的心血，不免急躁起来。一想到我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几个章节，而别的同学都在外面嬉笑、唱歌、跳舞，更觉得无法忍受。但是不多一会儿我就又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自己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我就得走自己的迂回曲折的小路。
我滑落过好几次，跌倒，爬不上去，撞着意想不到的障碍就发脾气，接着又制服自己的脾气，然后又向上跋涉。每得到一点进步，便受到了一份鼓舞。我的心越来越热切，奋勇攀登，渐渐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每次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加一把劲儿，我就能到达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我希望的顶峰。
在奋斗中我并非永远是孤独的，威廉。韦德和宾夕法尼亚盲入学院的院长艾伦先生，他们尽量为我提供所需要的浮凸印刷书籍。他们的关怀帮助，给了我莫大的激励。
在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文写作、英国文学、圣经、美洲和欧洲的政府制度、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写作课十分生动活泼、诙谐有趣。斯普兰是我最钦佩的讲师，他把文学作品的气势和风韵完全表述出来，却不添加一点点多余的解释。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让我陶醉到古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永恒的美当中去，使你沉迷于这些大师的高尚情操。他能使你全身心地领略《旧约圣经》的庄严的美而忘了上帝的存在。当你走出教室回家时，你会感到你已“窥见精神和外形永恒和谐地结合，真和美在时间的古老枝干上长出了新芽”。
这一年是我最快乐的一年，我所学习的功课都特别有趣：经济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乔治。L .基特里奇教授开的莎士比亚、乔赛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
透过哲学，一个人可以与那些远古时代朴素的思想家产生共鸣。但是，大学也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个万能的文化古都雅典。在这儿，我无法遇到那些伟人和智者，无法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存在，只能从学问的缝隙之中一点一滴地汲取，加以解剖和分析，然后才能肯定他们是弥尔顿或者是以赛亚，而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已。
领悟应该比理性的分析更为重要。许多学者似乎忘记了应该如何来领略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们往往费了很大功夫进行讲解，却没有能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这种分析讲解往往如同成熟了的果实从枝头坠落一般2 很快从我们心上掉落。即使我们了解了一朵花，了解了它的根枝叶，甚至它的整个生长过程，但是，我们也许仍然不懂得如何欣赏一朵带着露水的鲜花。我常常自寻烦恼：“为什么要为这些说明和假设而费尽心思呢？”许多看似理性的说明和假设在脑海里飞来飞去，好像一群瞎眼睛的鸟徒劳地扇动它们的双翼。
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要对名著作透澈的理解，只是反对那些使人迷惑的无休止的评论和批评，因为它们只能给人一种印象：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但是像基特里奇教授这样的大师讲授伟大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则简直使人茅塞顿开。
有好多次我都想将学习的知识去掉一半，因为许多内容只让人白费力气，只让人心灵超载，而不能容纳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知识珍宝。要想一天之内读四五种不同文字、内容迥异的书，而不失去重点，根本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匆忙紧张地读书，就会在脑子里堆满各种杂乱的小玩意儿，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目前，我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无法把它们整理出个头绪来。每当我进入自己心灵的王国时，就好像是闯进了瓷器店里的公牛，各种知识的碎片犹如冰雹一样朝我头上打来。当我设法躲过它们时，各种论文的鬼怪和大学的精灵就紧紧追赶上来。对这些特地前来膜拜的偶像，我现在真想把它们打个粉碎。
可大学生活中最恐怖的却要算各种各样的考试了，虽然我已顺利通过了许多次，把它们打翻在地，但它们又爬了起来，张着一副狰狞的面孔朝我扑来，吓得我灵魂出窍。考试的前几天我拼命地往脑子里塞各种神秘的公式和无法消化的年代资料- -犹如强行咽下那些无法人口的食物，真使人希望同书本和科学一起葬身海底，一死了事。
最后，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如果你看了试卷以后，觉得有备无患，并能把你需要的东西呼之即出，那你就是个幸运儿了。但常常是，你的军号吹得多么响也无人听见，记忆和精确的分辨能力在你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偏偏张开翅膀飞得不知去向，真急得叫人气死，你千辛万苦装到脑子里的东西，在这紧要关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略述赫斯及其事迹。”赫斯？谁是赫斯？他是干什么的？这名字听起来颇为熟悉，你搜索枯肠就像要在一个碎布包里找出一小块绸子来。这个问题肯定曾经背诵过，似乎就近在眼前，而且那天当你回想宗教改革的发端时，还曾碰到过它，但现在它却永远在天边。你把脑子里记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历次革命、教会的分裂、大屠杀、各种政治制度等等。但是赫斯又到哪里去了？使你奇怪的是，你记得的东西，考卷的题目上一个也没有。你气急败坏地把脑子里的百宝箱中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啊！在那角落有一个，你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他却在那里独自沉思，一点儿也没有理会到他给你造成了多大的灾难。
就在这时，监考人走过来通知你时间到了。你以厌恶的心情把一堆垃圾一脚踢到角落里去，然后回家。脑子里不禁浮起一个革命的想法：教授们不征求同意就提问的这种神圣权利应该废除。
在本章的最后两三页，我使用了一些形象的比喻，可能引起人们的笑话。那闯进瓷器店里受到冰雹般袭击的公牛，还有那一副恶狠狠面孔的鬼怪都似乎不伦不类，如今它们都在嘲笑我。我所使用的言词确切地描绘了我的心境，因此对这些嘲笑不屑一顾。我郑重说明，我对大学的看法已经改变。
在进入德克利夫学院以前，我把大学生活想像得十分浪漫，如今这浪漫主义的光环已经消失。但是在这从浪漫主义向现实的过渡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果没有这段实践，我是根本不会懂得的。我所学到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耐心，我们接受教育，要像在乡村散步一样，从容不迫，悠闲自得，胸怀宽广，兼收并蓄。这样得来的知识就好像无声的潮水，把各种深刻的思想毫无形迹地冲到了我们的心田里。
“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就可以分辨真伪、区别高低。掌握了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种思想和业绩，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这种脉搏中体会到人类崇高的愿望，那他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音乐。
第二十二节 思想的乌托邦
至此，我已把自己的生平作了一个简略的叙述。但我还没有告诉大家我是何等地嗜书如命。我对书籍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普通人。其他人通过视听获得的知识，我则是全靠书籍，因此，我要从我开始读书时说起。
1887年5 月，我第一次读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那时我才7 岁，从那时到现在，我如饥似渴地吞食我的手指所接触到的一切书籍。
起初，我只有几本凸字书，一套启蒙读本，一套儿童故事和一本书名为《我们的世界》，叙述地球的书，这是我全部的书库。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上面的字磨损得无法辨认。有时候，莎莉文小姐读给我“听”，把她认为我能懂得的故事和诗歌写在我手上。但我宁愿自己读，而不愿人家读给我“听”，因为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读我觉得有趣的作品。
实际上，第一次去波士顿之行时，我才真正开始认真地读书。在学校里，老师允许我每天花一些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在书架前摸索着走来走去，随便取阅图书。
不管书中的文字我能认识多少，也不管能否看懂，我都照读不误。文字本身使我人了迷，而不管自己所读的究竟是什么。那段时期我的记忆力很好，许多字句虽然一点儿也不明白其涵义，但都能记在脑子里。后来当我开始学会说和写的时候，这些字句很自然地就冒了出来，朋友们都很惊奇我的词汇竟如此丰富。我准是不求甚解地读过很多书的片断（那段时期我从未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以及大量的诗歌，直到发现《方德诺小伯爵》这本书，我才算第一次把一本有价值的书读懂、读完。
8 岁那年，莎莉文老师发现我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翻阅小说《红字》。她问我喜不喜欢书中的皮尔，还给我讲解了几个我不明白的字，然后说她有一本描写一个小男孩的小说，非常精彩，我读了一定会觉得比《红字》更有意思，这本小说的名字就叫《方德诺小伯爵》，她答应到夏天时读给我听，但我们直到8 月才开始读这本书。
我们刚到海边时的几个星期，许多新奇有趣的事情使我忘了这本小说。后来又有一段时间，老师离开我去波士顿看望朋友。
她返回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方德诺小伯爵》。记得那是8 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吃过午饭后，我们同坐在屋外不远处，两棵墨绿色松树之间的吊床上。
当我们穿过草地时，许多蚱蜢跳到衣角上，我记得老师一定要把这些小虫子从衣裳上弄干净再坐下来，而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时间。莎莉文老师不在时，吊床就无人使用，上面落满了一层松针。在灼热的太阳映照下，空气中充满了一阵阵的松香。
故事开始前，莎莉文老师先给我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讲解生字。起初生字很多，读一读就会停顿下来，一旦我了解了故事情节后，就急于想跟上故事的发展，根本顾不上那些生字了，对莎莉文老师的解释也听得有些不耐烦。
但她的手指拼写得太累不得不停下来时，我就急得忍受不了，把书拿来用手去摸上面的字。这样急切的心情，我永远也忘记不了。
被我的热情所打动，安那诺斯先生把这部小说印成了凸版。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能把它背下来，《方德诺小伯爵》成了我童年时代最亲密的伙伴。我之所以如此不嫌罗嗦地讲述这些细节，是因为在此之前，我读书常常是很随意的。如此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还是第一次。
从这本书开始的以后两年，我在家中和在波士顿之行中读了很多书。我已经忘记那些书的书名和作者，也想不起哪本先读，哪本后读。依然记得的有《希腊英雄》、拉。芳登的《寓言》、霍索恩的《神奇的书》和《圣经故事》、拉姆的《莎氏乐府本事》、狄更斯的《儿童本英国历史》，还有《天方夜谭》、《瑞士家庭鲁滨逊》、《天路历程》、《鲁滨逊飘流记》、《小妇人》和《海蒂》。《海蒂》是篇美丽的小故事，后来我又读过它的德文本。我在学习和游戏之余读这些书，越读越有兴趣。我从不对这些书做什么研究分析——不管究竟写得好坏，也不管文体和作者情况。作家们将自己的思想珍宝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就像领受阳光和友爱一样，我接受了这些珍宝。
我喜欢《小妇人》，因为它让我感到和那些耳目正常的孩子有一样的思想感情。
我的生命既然有缺陷，只好从一本一本的书里去探寻外部世界的信息。
我不喜欢《天路历程》和《寓言》。最初读拉。芳登的《寓言》用的是英文译本，只是简略地读了一遍，后来读了法文的原本，虽然故事生动，语言简练，但依然无法激起我的好感。我也说不出具体原因，动物拟人化表达方式永远无法引起我特别的兴趣，也就无心去领会其中的寓意了。
而且，拉。芳登的作品不能激发人类高尚的情操。在他看来人最重要的东西是自爱和理性，其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内涵，即将个人的道德完全来源于自爱，用理性来驾御和控制自爱，就能产生真正的幸福。而我则认为，自私的爱乃万恶之源。当然，也许我是错的，拉。芳登对人类的了解和观察要比我丰富得多。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反对讽刺寓言，而是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由猴子和狼来宣扬伟大的真理。
相比较以动物为主角的寓言故事，我更喜欢《丛林之书》和《我所了解的野生动物》，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的动物，而不是拟人化的。我爱它们之所爱，恨它们之所恨。它们的滑稽逗趣引得我笑不可支，其悲惨遭遇有时也使我一掬同情之泪，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刻的寓意，但极为含蓄，使你都意识不到。
我对历史也有一种偏好，古希腊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吸引着我。在想像空间里，希腊的天神依然在地上行走，与人类面对面交流。在我思想深处的神殿里，仍然供奉着我最敬爱的神灵。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英雄和半神半人，我不但熟悉而且喜爱——不，不完全如此，美狄亚和伊阿松太残忍、太贪婪，简直无法容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然后再惩罚他们，直到如今我仍然疑惑不解。
妖魔嬉笑着爬出殿堂。
上帝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伊利亚特》史诗让我把古希腊看成了天堂。在阅读原文前，我对特洛伊的故事就了如指掌了。在通过了古希腊文文法以后，便对古希腊文宝藏一览无余。伟大的诗篇，不论是英文还是古希腊文，只要同你的心息息相通，是不需要别人翻译的。
相反，人们常常用他们牵强附会的分析和评论扭曲了伟大作品的意义。他们要是能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该有多好！欣赏一首好诗词，根本不需要清楚其中每一个字，也无须弄清其词法和句法的属性。那些有学问的教授们，从《伊利亚特》史诗中挖掘出的东西比我多得多，但我从不嫉妒。我并不在意别人比我聪明，他们纵有广博的知识，但也无法表达出对这首光辉的史诗究竟欣赏到了什么程度。当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达出来的。每当我读到《伊利亚特》最精彩的篇章时，就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升华，将我从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解脱出来，游荡于形骸之外，飘然于广阔无垠的天上人间。
《伊索德》稍逊于《伊利亚特》，但也为我所喜爱。我努力不依靠词典注释，独自来领会这部史诗，并试图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些篇章翻译出来。维吉尔描绘人物的本领如此惊人，他笔下喜怒哀乐的天神和凡人好像蒙上了一层伊丽莎白时代的面纱。《伊利亚特》中的天神和凡人欢快地又跳又唱的，维尔吉尔笔下的人物柔美静谧，好似月光下的阿波罗大理石像，而荷马则是太阳光下秀发飘动的俊逸而活泼的少年。
不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从《希腊英雄》到《伊利亚特》，在书本里飞来飞去，实在方便。但对我来说，其中的路程也绝非令人惬意的。当他人已经周游世界几遍时，我也许还在语法和词典的迷途里筋疲力尽地徘徊，或者正掉进恐怖的陷阱。这陷阱名叫考试，是学校专门用来同那些寻求知识的学生作对的。类似《天路历程》最终可能会渐入佳境，但终究大漫长了，尽管途中也偶尔出人意外地出现几处引人入胜的美好景色。
我很早就开始接触《圣经》，但并不能充分理解其内容。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奇怪，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心灵无法接受它奇妙的和谐。
记得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早上，我无所事事，让表姐为我读一段《圣经》故事。
虽然她认为我无法听懂，但依然在我手上拼写约瑟兄弟的故事。我听了确实一点兴趣也没有，奇怪的语言和不断的重复，使故事听起来显得很不真实，何况那更是天国里的事情。还没有讲到约瑟兄弟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进入雅各的帐篷里去说谎，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我至今也还不懂得为什么希腊故事比《圣经》里的故事更能吸引我的兴趣。难道因为我在波士顿时被所认识了几个希腊人讲述的故事所感染，而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希伯莱人或埃及人，由此并推断他们是一群野蛮人，他们的故事也都是后人编出来的。因此，我觉得《圣经》故事中的名字和重复的叙述方式十分古怪，相反，却从未觉得希腊人的姓名古怪。
那么，后来我又是如何从《圣经》中发现其光辉的呢？多年来，我读《圣经》时，心中的喜悦和启发日渐增长，使它渐渐变成一本最珍爱的书。不过对于《圣经》我并非全盘接受的，因此也从未能把它从头到尾读完。后来，尽管我更多地了解了《圣经》产生的历史渊源，这种感觉依然未减。我和豪威斯先生有共同的感觉，认为应该从《圣经》中清除掉一切丑恶和野蛮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反对把这部伟大的作品改得毫无生气，面目全非。
《旧约圣经》中《以斯书》篇章的简洁明快，十分吸引人。尤其是以斯面对自己邪恶的丈夫时的场景，富有强烈的戏剧性。尽管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系于对方之手，没有人能够拯救她，然而她克服了女性的懦弱，勇敢地走向她的丈夫。高尚的责任感鼓舞着她，在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死，我就死吧！如果我生，我的人民都生。”
路德的故事则富有神奇的东方色彩，朴实的乡村生活同繁华的波斯首都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路德忠贞而柔情满怀，读到她与那些正收割庄稼的农民一起，站在翻滚麦浪之中的情形，真是叫人怜爱。在那黑暗残暴的时代里，她的无私和高尚情操，如同暗夜里闪耀的星星照亮了苦难的众生。
《圣经》给了我深远的慰藉：“有形的东西是短暂的，无形的才能永垂不朽。”
自从我喜爱读书时开始，便一直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记不清楚自己是从何时开始读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的，但却记得第一次阅读便有很深的理解力和惊叹。印象最深的是《麦克佩斯》，虽然仅读过一遍，但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却永远印在我的记忆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书中的鬼魂和女巫总是跑到睡梦中纠缠我。
我仿佛看见了那把剑和麦克佩斯夫人纤素的手——可怕的血迹在我眼前出现，就像那忧伤的王后亲眼见到的一样。
阅读完《麦克佩斯》，就接着读《李尔王》。在读到格洛赛斯特的眼睛被挖出的情节时，浑身紧张起来，心中充满了恐怖。我愤怒得无以复加了，以致于根本就读不下去，心扑通扑通地跳，好长时间呆呆地坐在那里。
夏洛克和撒旦大概是我同一时期接触到的两个人物，一不小心在我心目中就混同为一体。我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怜悯，朦胧中觉得，即使他们也希望变好，也无法成为好人，因为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或是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直至今天，我依然无法把他们描写得十恶不赦，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像夏洛克、犹大，甚至魔鬼这样一类人，也都是好端端的车轮上的一根断了的车轴，总有一天会修好的。
最初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时，留下的往往都是一些并不惬意的回忆。相反，那些欢快、温和而又富于想像的剧作最初并不怎么吸引我，也许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儿童生活的欢乐。然而“世上最变幻莫测的就是儿童的想像了。保持什么，丢掉什么，都很难预料。”
莎士比亚的剧本我读过许多遍，并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片断，但却弄不清楚自己最喜欢哪一本。对它们的喜爱，往往如同心情一样变化多端。尽管我喜欢莎士比亚，但我却讨厌按评论家们的观点来读莎氏的作品。我曾经努力地按评论家们的解释来理解作品，但常常失望而止，甚至发誓不再这样读书了。一直到后来跟随基特里奇教授学莎士比亚，才逐渐改变了这个想法。今天，我终于懂得，不但在莎氏著作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而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一层又一层的帷幕逐渐被拉起，显露出思想和美的新境界。
除了诗歌以外，我对历史也有浓厚的兴趣。我阅读了所能接触到的历史著作。
从单调枯燥的各种大事记，更单调更枯燥的年表到格林所著公正而又生动的《英国民族史》，从弗里曼的《欧洲史》到埃默顿的《中世纪》，都是我阅读的范围。而第一本使我体会到真正历史价值的书是斯温顿的《世界史》。这本书是我在12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书现在可能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我依然像珍宝一样珍藏着它。从书中我认识到各民族如何在地球上逐步发展起来并建立起城市；少数伟大的统治者（他们是人世间的坦泰），是如何把一切置于脚下，把千百万人系于一人之手；人类文明如何在文化艺术上为历史的发展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人类文明如何在文化经历腐朽堕落的浩劫，然后又像不死鸟一样死而复生；伟大的圣贤又如何提倡自由、宽容和教育，为拯救全世界而披荆斩棘。
大学时代所读的书中，比较熟悉的是一些法国和德国的文学作品。德国人在生活和文学上，将自己的力量放在美之前，他们探求真理胜过传统。德国人做任何事都有一股强健的活力，他们张口说话不是为了影响别人，而是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德国文学中，我发现其光辉在于它对妇女自我牺牲的爱情伟大力量的承认。
这种思想几乎渗透到所有的德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歌德的《浮士德》中表现得最为显著。
那昙花一现，
不过是象征而已。
人间的缺憾，
也会成为圆满。
那无法形容的，
这里已经完成。
妇女的灵魂引导我们永远向上。
所有读过的法国作家中，我最喜欢莫里哀和拉辛。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作品很清新喜人，犹如阵阵海风袭人。阿尔弗雷德。缨塞简直不可思议！至于雨果，尽管在文学上我并不是非常喜欢他，但却十分敬佩他的才华，他的卓越的浪漫主义。所有伟大诗人、作家，他们都是人类永恒主题的表现者，是他们用自己非凡的伟大作品把我引人了真善美的境界。
我是否说得太多了，但是实际上我只说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些作家。也许人们会认为我阅读面很窄，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其实，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值得欣赏，比如卡莱的粗犷以及对虚伪的憎厌，华尔斯华绥的鼓吹天人一体，以及爱胡德古怪惊人之笔，赫里克的典雅还有他诗歌中饱含的百合花和玫瑰的香味儿，都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同样的，我也喜欢惠蒂尔的热情正直，喜欢马克。吐温——谁能不喜欢他呢！天神们也喜欢他并赋予他全能的智慧，为了不使他成为悲观主义者，又在他的心田上织起一道爱和信仰的彩虹。我爱司各特的不落俗套、泼辣和诚实。
我爱所有像洛厄那样的作家，他们的心池在乐观主义的阳光下泛起涟漪，成为欢乐善意的源泉，有时带点愤怒，有时又有同情与怜悯。
总而言之，文学是我理想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我享有一切权利。没有任何感觉上的障碍能够阻止我和作者以及作品中人物交流。
第二十三节 享受生活
我相信读者不会从前面章节的叙述中得出结论，以为我的惟一乐趣就是阅读。
事实上，我的乐趣是丰富多彩的。
我非常喜爱田野漫步和户外运动。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会了划船和游泳。夏天，在马萨诸塞州伦萨姆时，我几乎都是生活在船上。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朋友来访时，出去划船更有乐趣了。的确，我并不能平稳地驾驭船只，我通过辨别水草和睡莲以及岸上的灌木的气味来掌握方向，桨用皮带固定在桨环上，我从水的阻力来知道双桨用力是否平衡，同样，我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是逆水而上。我喜欢同风浪搏斗，驾驭坚固的小船服从于我的意志和臂力，它轻轻地掠过那波光粼粼的湖面，水波不停地使它上下颠簸。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
我也喜欢划独木舟。我说我喜欢在月夜泛舟时，你们也许会哑然失笑。的确，我不可能看见月亮从松树后面爬上天空，悄悄地越过中天，为大地铺上一条闪光的道路，但我好像知道月光就在那里。当我累了，躺到垫子上，把手放进水中时，我仿佛看见了这照耀如同白昼的月光正在经过，我触摸到了她的衣裳。偶尔，一条大胆的小鱼从我手指间滑过，一棵睡莲含羞地亲吻我的手指。
船从小港湾的荫蔽处驶出时，会骤然感到豁然开朗，一股暖气把我包围住。我无法知道这热气究竟是从树林中还是从水气里蒸发出来的。在内心深处，我也常常有这种奇异的感觉。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在漫漫暗夜中，这种感觉不经意中袭来，仿佛如温暖的嘴唇在我脸上亲吻。
我最喜欢乘船远航。我在1901年夏天游斯科舍半岛时，第一次领略了海洋的风貌。莎莉文老师和我在伊万杰琳的故乡住了几天。朗费罗有几首歌颂这里的名诗，增添了这里的魁力。我们还去了哈利发克斯，在那里度过了大半个夏天。在这个海港我们玩得非常痛快，简直像进了乐园。我们乘船去贝德福拜新、麦克纳勃岛、约克锐道特以及诺斯威士特阿姆，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一些庞大的船舰静静地停泊在海港里，夜里，我们悠闲地在舰侧划行，真是有趣极了！这些令人愉快的情景，我始终不能忘怀。
一天，我们遇到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情。西北海湾正在举行划船比赛，各艘军舰派小艇参赛。人们都乘帆船来看比赛，我们的帆船也夹在当中。比赛时，海面风平浪静，百帆争流。比赛结束后，大家掉头转航，四散回家。
突然一块黑云从远处飘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遮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风大浪急。小船面对大风大浪张满帆，拉紧绳，我们仿佛坐在风上，一会儿在波涛中打转，一会儿被推上浪头，然后又跌落谷底。风吼帆鸣，我的心怦怦直跳，手臂在颤抖，但这些表现是精神紧张，而不是畏惧！我们富有冒险精神，想像自己是北欧的海盗，也相信船长最终能化险为夷。他凭着坚实的双手和熟悉海浪的眼睛，闯过无数险风恶浪。港湾里的所有的船只驶近我们船旁时，都鸣号向我们致敬，水手们欢呼，向这艘帆船的船长致意。最后，当我们驶抵码头时，大家又饿又冷，已经疲惫不堪了。
去年夏天，我在新英格兰一个风景如画、迷人可爱的幽静乡村里度过。马萨诸塞州的伦萨姆仿佛与我有不解之缘，我生命中所有的欢乐和忧愁，也似乎都与这个地方连在一起。钱布林斯故居，靠近菲利浦王池畔的红色农庄成了我的家。每每想起与这些亲朋挚友共同的快乐时光，以及他们对我的恩惠，心里就充满了感激。他们家的孩子与我成为了亲密的伙伴，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做游戏，相携在林中散步，在水中嬉戏。几个年幼的孩子常常围着我说这道那，我也给他们小妖精、侏儒、英雄和狡猾的狗熊的故事，一切至今还回味无穷。
钱布林斯先生还引导我去探究那些树木和野花的秘密世界。后来，我仿佛能侧耳倾听橡树中树液的奔腾流动，看见阳光挥洒在树叶上的光辉。
树根深埋于阴暗的泥士，分享着树顶上的愉悦，想像，充满阳光的天空，鸟儿在飞翔，啊咽为同自然有着共鸣，所以我也理解了看不见的东西。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一种潜能，都可以理解开天辟地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印象和情感。每个人潜意识里还残留着对绿色大地、淙淙流水的记忆。即使是盲聋人，也无法剥夺他们这种从先代遗传下来的天赋。这种遗传智能是一种第六感——融合了视觉、听觉、触觉于一体的灵性。
在伦萨姆我有许多朋友，其中之一是一株十分壮观的橡树，它是我心中的骄傲。
有朋友来访，我总会带着他们去欣赏这棵帝王之树。它矗立在菲利浦王池塘的陡峭岸上，据说已有800 年到1000年的历史了。传说中的菲利浦王——一位印第安人英雄首领，就是在这棵树下与世长辞的。
另外一个树友，比大橡树要温和可亲，是一棵长在红庄庭院里的菩提树。一天下午，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后墙传来巨大的碰撞声，不用别人告诉我，我就知道是菩提树倒了。我出去看看这棵经受了无数狂风暴雨的英雄树，它曾经经过奋力拼搏，终于猝然倒下了，真叫人痛心疾首。
回到去年夏天的生活。考试结束后，我就和莎莉文老师立刻前往伦萨姆幽静的乡间。伦萨姆有3 个著名的湖，我们的小别墅就在其中一个湖的边上。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享受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工作、学习和喧嚣的城市，全都抛在脑后。
然而我们却听到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正在发生的残酷的战争以及资本家和劳工的斗争。
在我们这个人间乐园之外，人们纷纷攘攘，忙碌终日，丝毫不懂得悠闲自得的乐趣。
尘俗之事转瞬即逝，不必过分在意。而湖水、树木，这到处漫山遍野长满雏菊的宽广的田野、沁人心扉的草原，却都是永恒存在的。
人们都认为，人类的知觉都是由眼睛和耳朵传达的，因而，他们觉得很奇怪，我能分辨出是城市街道和乡间小道外，还能分辨别的。乡间小道除了没有砌造的路面以外，同城市街道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城市的喧闹刺激着我面部神经，也能感觉到路上我所看不见的行人急促的步履。各种各样的不和谐的吵嚷，扰乱我的精神。载重车轧过坚硬的路面发出的隆隆声，还有机器单调的轰鸣，对于一个需要集中注意力辨别事物的盲人来说，常常无法忍受。
在乡间，人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杰作，不必为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的那种残酷的生存斗争而满心忧虑。我曾好多次访问那些住在又窄又脏街道上的穷人。想到有钱有势的人住在高楼大厦里悠闲自得，而另一些人却住在暗无天日的贫民窟里，变得越来越干瘪、丑陋，深感社会的不平等。肮脏狭窄的小巷子里挤满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孩子。向他们伸出友好的手，他们却躲之犹恐不及，好像你要打他们似的。
使我更为痛苦的是，一些男人和女人蟋曲得不成人形。我抚摸他们粗糙的手，深感他们的生存真是场无休无止的斗争——不断的奋战。失败，他们的努力和机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们常说上帝把阳光和空气赐给一切众生，果真如此吗？在城市肮脏的小巷里，空气污浊，看不见阳光。世人啊，你们不珍惜自己的同胞，反而还摧残他们。当你们每顿饭祷告“上帝赐给我面包”时，你们的同胞却无衣无食。我真希望人们离开城市，抛开辉煌灿烂、喧嚣嘈杂、纸醉金迷的尘世，回到森林和田野，过着简朴的生活！让他们的孩子能像挺拔的松树一样茁壮成长，让他们的思想像路旁的花朵一样芬芳纯洁。这些都是我在城市生活一年后，回到乡村所产生的感想。
现在，我又踏上了松软富有弹性的土地，又沿着绿草茵茵的小路，走向蕨草丛生的洞边，把手伸进汩汩溪水里。我又翻过一道石墙，跑进绿色的田野——这狂欢似的高低起伏的绿色田野。
除了从容散步，我还喜欢骑双人自行车四处兜风。凉风迎面吹拂，铁马在胯下跳跃，十分惬意。迎风快骑使人感到轻快又有力量，飘飘然而心旷神怡。
在散步、骑马和划船时，只要有可能，我会让狗陪伴着我。我有过很多犬友——躯体高大的玛斯第夫犬、目光温顺的斯派尼尔犬、善于丛林追逐的萨脱猎犬，以及忠实而其貌不扬的第锐尔狼狗。目前，我所钟爱的是一条纯种狼狗，它尾巴卷曲、脸相滑稽、逗人喜爱。这些狗似乎很了解我生理的缺陷，每当我孤独时，总是寸步不离地依傍着我。
每当下雨足不出户时，我会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呆在屋里用各种办法消遣。我喜欢编织，或者东一行西一句随手翻翻书，或者同朋友们下一两盘棋。我有一个特制棋盘，格子都凹陷下去的，棋子可以稳稳当当地插在里面。黑棋子是平的，白棋子顶上是弯曲的，棋子大小不一，白棋比黑棋大，这样我可以用手抚摸棋盘来了解对方的棋势。棋子从一个格移到另一个格会产生震动，我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轮到我走棋了。
在独自一人百无聊赖时，我便玩单人纸牌游戏。我玩的纸牌，在右上角有一个盲文符号，可以轻易分辨出是张什么牌。
如果有孩子们在旁边，同他们做各种游戏真是快乐不过了。哪怕是很小的孩子，我都愿意和他们一起玩。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很喜欢我。他们当我的向导，带着我到处走，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告诉我。小孩子们不能用手指拼字。有时唇读也未能弄明白他们的话，只好依赖手势。每逢我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干错了事，他们就会哄然大笑，于是哑剧就得再次从头做起。我也常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做游戏，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时间也过得很快。
博物馆和艺术馆也是乐趣和灵感的来源。许多人满怀疑惑，我不用眼睛，仅用手，能感觉出一块冰凉的大理石所表现的动作、感情和美？的确！我的确能从抚摸这些典雅的艺术品中获得真正的乐趣。当我的指尖触摸到这些艺术品的线条时，就能感受到艺术家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我从神话英雄雕像脸中，感觉他的爱和恨、勇敢和爱情，正如我能从活人的脸上摸出人的情感和品格一样。从狄安娜雕像的神态上，我体会到森林中的秀美和自由，足以驯服猛狮，克服最强烈的感情的精神；维纳斯雕像的安详和优雅的曲线，使我的灵魂充满了喜悦，而巴雷的铜像则把丛林的秘密显示出来。
在我书房的墙上有一幅荷马的圆雕，挂得很低，顺手就能摸到。我常以崇敬的心情抚摸他英俊而忧伤的面庞。我对他庄严的额上每一道皱纹都了如指掌——如同他生命的年轮，刻着忧患的印迹。在冰冷的灰石中，他那一双盲眼仍然在为他自己心爱的希腊寻求光明与蓝天，然而结果总是归于失望。那美丽的嘴角，坚定、真实而且柔和。这是一张饱经忧患诗人的脸庞。啊！我能充分了解他一生的遗憾，那个犹如漫漫长夜的时代：哦，黑暗、黑暗，在这正午刺眼的阳光下，绝对黑暗、全然黑暗，永无光明的希望！
我仿佛听见荷马在歌唱，从一个营帐行吟到另一个营帐，探着步子摸索着。他歌唱生活、爱情和战争，歌唱一个英雄民族的光辉业绩。这奇伟雄壮的歌，使盲诗人赢得了不朽的桂冠和万世的景仰。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手对雕塑美的欣赏比眼睛更敏感。我以为触觉比视觉更能对曲线的节奏感体会人微。不管是否如此，我自认为自己可以从希腊的大理石神像上觉察出古希腊人情绪的起伏波动。
欣赏歌剧是比较少有的一种娱乐。我喜欢舞台上正在上演时，有人给我讲述剧情，这比之读剧本要有趣味得多，因为这样我常常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曾有幸会见过几位著名的演员，他们演技高超，能使你忘却此时此境，被他们带到了罗曼蒂克的古代去。埃伦。特里小姐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有一次，她正在扮演一名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王后，我被允许抚摸她的脸和服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高贵神情足以消解最大的悲哀。亨利。欧文勋爵穿着国王服饰站在她的身旁，他的行为举止无不显露出超群出众的才智。在他扮演的国王的脸上，有一种冷漠、无法捉摸的悲愤神情，令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戏的情景。那是12年前的事情，莱斯莉正在波士顿，莎莉文小姐带我去看她演出的《王子与贫儿》。我无法忘记剧场所充满的喜怒哀乐，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一会儿喜，一会儿悲，这位小演员也演得惟妙惟肖。
散场后，我被允许到后台去见这位穿着华丽戏装的演员。她站在那里向我微笑，一头金发披散在肩上。虽然刚刚结束演出，她一点儿也没有疲惫和不愿见人的样子。
那时，我才会开始说话，之前我反复练习说出她的名字，直到我可以清楚地说出来。
当她听懂了我说出的几个字时，高兴地伸出手来欢迎我，表示很高兴能与我相识，我也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虽然生命中有很多缺陷，但我可以有如此多的方式触摸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世界是美好的，甚至黑暗和沉寂也是如此。无论处于什么样环境，都要不断努力，都要学会满足。
有时候，当我孤独地坐着等待生命大门关闭时，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就会像冷雾一样笼罩着我。远处有光明、音乐和友谊，但我进不去，命运之神无情地挡住了大门。我真想义正词严地提出抗议，因为我的心仍然充满了热情。但是那些酸楚而无益的话语流溢在唇边，欲言又止，犹如泪水往肚里流，沉默浸透了我的灵魂。然后，希望之神微笑着走来对我轻轻耳语说：“忘我就是快乐。”因而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
第五节 再塑生命的人
老师安妮。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1887年3 月3 日，当时我才6 岁零9 个月。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能不感叹万分。
那天下午，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的样子，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安静地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
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搓捻着花叶，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时的我，经过数个星期的愤怒、苦恼，已经疲倦不堪了。
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你的心怦怦直跳，惟恐意外发生。在未受教育之前，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
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莎莉文老师。
第二天早晨，莎莉文老师带我到她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柏金斯盲入学校的学生赠送的。衣服是由年老的萝拉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莎莉文小姐拉起我的手，在手掌上慢慢地拼写“DOLL”这个词，这个举动让我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在她手上画。当我最后能正确地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得脸都涨红了，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
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模仿莎莉文老师的动作而已。从此以后，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我学会了拼写“针”（PIN ）、“杯子”（CUP ）、以及“坐”（SIT ）、“站”（SfAND）、“行”（WALK）这些词。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领悟到的。
有一天，莎莉文小姐给我一个更大的新洋娃娃，同时也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膝上，然后在我手上拼写“DOLL”这个词，用意在于告诉我这个大的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都叫做“DOLL”。
这天上午，我和莎莉文老师为“杯”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她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杯”也是“水”，“水”也是“杯”。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娃“DOL［，”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把它摔碎了，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莎莉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
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莎莉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N”
——“水”字，起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站着，注意她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
水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
井房的经历使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啊！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称，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新的思想。我开始以充满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回到屋里，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想起刚才的所作所为，我悔恨莫及，两眼浸满了泪水，这是生平第一次。
那一天，我学会了不少字，譬如“父亲”（FATHER）、“母亲”（MUYHIi：II）、“妹妹”（SISYIIR ）、“老师”（TEAHER）等。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喜悦，企盼着新的一天快些来到。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
第三节 爱的摇篮
大约在我5 岁时，我们从那所爬满蔓藤的家园搬到了一所更大的新房子。我们一家6 口，父亲、母亲，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加上一个小妹妹，叫米珠丽。
我对父亲最初且清晰的记忆是，有一次，我穿过一堆堆的报纸，来到父亲的跟前。那时，他独自一个人举着一大张纸肥脸都遮住了。我完全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于是学着他的模样，也举起一张纸，戴起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多年以后，我才了解，那些纸都是报纸，父亲是报纸的编辑。
父亲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非常热爱这个家庭。除了打猎的季节外，他很少离开我们。据家人描述，他是个好猎人和神枪手。除了家人，他的最爱就是狗和猎枪。他非常好客，几乎有些过分，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两个客人。
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种植花园。家人说，父亲栽种的西瓜和草莓是全村最好的。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好的草萄给我品尝。也常常领着我在瓜田和果林中散步，抚摸着我，让我快乐。此情此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父亲还是讲故事的能手，在我学会了写字之后，他就把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用我学会的字，写在我的手掌上，引得我快乐地大笑起来。而最令他高兴的事，莫过于听我复述他讲过的那些故事。
1896年，我在北方度假，享受恰人的夏天，突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消息。他得病时间不长，一阵急性发作之后，很快就去世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死别的悲痛滋味，也是我对死亡的最初认识。
应当怎样来描述我的母亲呢？她是那样的宠爱我，反而使我无从说起她。
从出生到现在，我拥有父母之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妹妹米珠丽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我的心开始不平静起来，满怀嫉妒。她坐在母亲的膝上，占去了我的位置，母亲的时间和对我的关心似乎也都被她夺走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不仅是母爱受到分割，而且受了极大的侮辱。
那时，我有一个心爱的洋娃娃，我把它取名叫“南酋”。它是我溺爱和脾气发作时的牺牲品，浑身被磨得一塌糊涂。我常把她放在摇篮里，学着母亲的样子安抚她。我爱她胜过任何会眨眼、会说话的洋娃娃。有一天，我发现妹妹正舒舒服服地睡在摇篮里。那时，我正嫉妒她夺走了母爱，又怎么能够容忍她睡在我心爱的“南茜”的摇篮里呢？我不禁勃然大怒，愤然冲过去，用力把摇篮推翻。要不是母亲及时赶来接住，妹妹恐怕会摔死的。这时我已又育又聋，处于双重孤独之中，当然不能领略亲热的语言和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所产生的感情。后来，我懂事之后，享受到了人类的幸福，米珠丽和我之间变得心心相应，手拉着手到处游逛，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见她呀呀的童音。
第四节 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更加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敷应用了。每次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仿佛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表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母亲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敖，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
当时，大家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
6 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时，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把一些零碎的卡片打些小孔，玩几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鼻子。这么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孩子的想像力，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而没有眼睛，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我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找到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让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又立刻启程去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党察，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震动。博士医术高明，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由孤独到充满温情，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她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的回信，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 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灵感遍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第六节 亲近大自然
1887年3 月，莎莉文老师走进了我的生命，让我在井房里张开了心灵的眼睛。
其间各种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整天用手去探摸我所接触到的东西，并记住它们的名称。我探摸的东西越多，对其名字和用途了解得越细，就越发高兴和充满信心，越发能感到同外界的联系。
繁花似锦的夏季来临，莎莉文小姐牵着我的手漫步在田纳西河的岸边，望着田野、山坡，人们正在田间地头翻上播种。我们在河边温软的草地上坐下，开始了人生新的课程。在这里，我明白了大自然施与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如何使树木在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我懂得了鸟儿如何筑巢，如何繁衍，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也懂得了松鼠、鹿和狮子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
莎莉文小姐先教会我从那粗壮的树木，那细嫩的草叶，还有我妹妹的那双小手领略美的享受，然后才教我画地球的形状。她把对我的启蒙同大自然联系起来，使我同花同鸟结成愉快的伙伴。但是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发现大自然并不总是那么慈爱可亲。
那是一个明朗的清晨，我和老师散步到一个较远的地方。但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天气变得闷热起来，好几次我们不得不在路旁的树下小憩。最后一次歇息在离家不远的一棵野樱桃树下。树枝茂盛又好攀登，莎莉文老师用手一托，我就上了树，找个枝权坐了下来。树上真是凉快舒畅，于是莎莉文小姐提议就在这儿吃午餐。我乐坏了，答应她一定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她回去把饭拿来。
忽然间风云突变，太阳的温暖完全消失了，天空乌云密布，泥土里散发出一股怪味。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常有的预兆。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一种同亲人隔绝、同大地分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紧紧地抱着树干，一阵阵发抖，心中祈盼着莎莉文小姐快快回来。
一阵沉寂之后，树叶哗啦啦齐声作响，强风似乎要将大树连根拔起。我吓得抱住树枝，惟恐被风吹走。树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落叶和折断的小树枝雨点般向我打来。虽然我急得想从树上跳下来，却又不敢动弹。我觉得大地在一阵一阵地震动，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到了地上，这震动由下而上地传到了我坐着的枝干上。我惊恐到了极点，正要放声大叫时，莎莉文小姐赶到了，她抓着了我的手，扶我下来。
我紧紧抱着她，为又一次接触到坚实的大地而高兴得发狂。我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知识——大自然有时也会向她的儿女开战，在她那温柔美丽的外表下面还隐藏着利爪哩！
经过这次惊险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爬树，甚至一想到爬树就浑身发抖。
直到有一天，抵挡不住那繁花满枝、香味扑鼻的含羞树的诱惑后，才克服了这种恐惧心理。
那是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我独自坐在凉亭里看书，一股淡淡的香气迎面扑来，仿佛“春之神”穿亭而过。我分得出来那是含羞树的花香。我决定去看看，于是摸索到花园的尽头，含羞树就长在篱边小路的拐弯处。
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含羞树的花朵在阳光下飞舞，开满花朵的树枝几乎垂到青草上。那些美丽的花儿，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纷纷掉落。我穿过落英缤纷的花瓣，走近大树，站在那里愣了片刻，然后，我把脚伸到枝桠的空处，两手抓住枝干往上爬。树干很粗，抓不牢，我的手又被树皮擦破了，但我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我正在做一件奇妙的事。因此我不断往上爬，直到爬上一个舒适的座位。这个座位是很早以前别人造的小椅子，日久天长，已成了树的一部分。我在上面呆了很长的时间，好像在天空中凌云的仙女一样。从那以后，我常在这棵月宫仙桂上尽兴玩耍，冥思遐想，邀游在美妙的梦境中。
本帖最后由 小爱不爱 于 2010-5-28 02:00 编辑
第三十五节 走出黑暗与寂静
“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 至8 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进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履，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
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于热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实业界的大亨，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工作，当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最讨厌人家去打扰，甚至连吃饭都可以省了。
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不懂。为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有好处，至少比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扰，像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使聋子得到听力的机器。”
他有点诧异地说：“幄，你这么想？我可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反正人类说的话多半无关紧要，可听可不听。”
我把嘴靠在爱迪生先生耳边，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爆炸时一样，让他无法分辨，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然后由她转述，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命令的味道。
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后才见到的。
福特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到工厂里去参观，并且以谦和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他成功的经历：“开始时，我的动机是要生产一种连农夫都可以买得起的汽车，几经研究试验，我对汽车就越来越内行了……其实，有好构想的人何其多，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活用，因此有也等于没有了。”
在参观过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以后，我不禁有一个感想：如果把这个世界视为像福特工厂一般来管理，是否会更有效率呢？那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却拿到更高的报酬呢？
如果人们一天中只须工作几个小时，则衣食住行都不匾乏，还能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岂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是痴人说梦，福特固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适合整个世界，因为国家毕竟不能视同工厂去管理啊！
在那次拜见福特先生10年之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了一大笔钱，他说他的工厂里雇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雇用他们，并非为了怜悯，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当优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当我感受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舒服，心中出现一阵不安时，我就知道我该到纽约去散散心了。纽约市内有各种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欢到热闹嘈杂的地下铁路沿线逛一下。像这样到纽约去一趟回来后，我的活力又可恢复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地活着。
从繁华的城市重返宁静的田园，会感觉到自己的庭园分外可爱，虽然有人嫌它像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场所。
我时常独自从前门的阶梯下来，沿着小径往前走，到尽头时一拐弯，就是我平常散步的马路了。小屋的四周有最宜人的景色，尤其每年的6 月，郁金香与风信子全都展开了笑靥，我们就像住在花海中的小岛上一样。在我走往小凉亭的马路两旁，满是移植自德国或日本的菖薄花。6 月真是个奇妙的月份，连树木都舒展了四肢，伸出的技桠似乎想向我们倾吐什么。我有时会觉得，树木真的在对我说：“你们人类何时才能学会这样站着不动呢？”有时则说：“看看那不安分的海伦，在花草丛中不停地穿梭，就像一只风中的蝴蝶。”那横生的小枝桠，无异是对我指指点点的小手指。
我盼望世界能早一天实现和平，让人类过得更幸福，到那时，人们就不必再期待身后的天堂了。
最近，我常独坐书房中沉思：“如果当初郝博士不曾设计出这套教育盲聋者的方法，那我的这一生将变成什么样呢？”
据说在郝博士想到要教育萝拉时，当时的法律上还明文规定着：盲聋者视同白痴。
莎莉文老师在柏金斯盲校时与萝拉同寝室，所以对她的事很清楚，而第一个教莎莉文老师手语的，就是萝拉。
当莎莉文老师告诉萝拉，她将前往亚拉巴马州去教一位又盲又哑又聋的女孩时，萝拉很高兴，同时嘱咐她：“不要使这个孩子养成太骄纵的个性，不能因为她有残缺就凡事顺着她，而使她变得太任性。”
临走时，盲校中的那些女孩子们一起托莎莉文老师带给我一个洋娃娃，洋娃娃所穿的衣服就是萝拉亲手做的。我就是靠这个洋娃娃而学到“DOLL”这个字的。
我初抵柏金斯盲校时，莎莉文老师头一个带我去见的人就是萝拉。当时萝拉正在房中编织，由于很久没有见到莎莉文老师，因此非常欣喜地迎接我们。同时也吻了我。可是当她看我想伸手去摸她所编织的花边时，就很快地把花边移开，并且用手语对我说：“你的手太脏了！”
我又想用手去摸她的脸，她向后一闪，暗示我的手太脏。同时还问莎莉文老师：“你没有教这个孩子礼貌吗？”接着，她很慎重地一字一字对我说：“你去访问一位女士时，绝不可大随便。”
我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心里当然很不痛快，因此就使性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可是萝拉也不含糊，她立刻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拖起来。
“穿漂亮的礼服时绝不可坐在地板上，会把衣服坐脏的。你这个孩子真是任性，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们要告别出来前，吻别她时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脚，免不了又被她训了一顿。
事后萝拉告诉莎莉文老师：“这个孩子似乎任性了些，可是脑筋倒是很灵活的。”
而我对萝拉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她冷酷得犹如铜墙，令人无法亲近。
萝拉与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拿我俩做比较。
我们变成盲聋时的年纪相仿，开始时的行动粗鲁，不易管教也很类似；此外，我们两人都是金发碧眼，又同样在7 岁时开始接受教育。相似点仅此而已，因为萝拉用功上进的程度远在我之上。
这个暂且不说，萝拉确实是一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如果她当初也像我一样，有一位像莎莉文这样的老师来教导她，则她的成就必然比我大得多。
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得不庆幸自己的幸运。可是当我再想到自己已经活到40多岁，而且能和常人一样讲话，但对那些仍生活在黑暗荒漠中的人却一点贡献也没有时。又不禁惭愧不已。
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虽然调查仍继续进行中，但就既有的资料显示，在国内，除去年纪很大或卧病在床的以外，那些又盲又聋在等待指引他们走出黑暗世界的就有379 人，其中15人目前正值学龄阶段，可是却没有学校能收容他们。
常有人问我：“我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儿童呢？”
由于小孩子们智力、环境各异，因此我也不能很肯定地告诉他是该请家教，或是该送到哪一所学校去。我们能说的只是：“在儿童的眼、耳机能未完全丧失前，要尽快送到附近的盲哑学校去，否则这样的儿童日后会不愿意学习的。”
在此，我顺便向大家说明一件令许多人感到好奇的事，那就是一个人虽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样可以回忆、可以想像，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当然，他要尽量以他可能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不要自闭在这个世界之外。
以我为例，因为我有许多朋友，他们又都热心地把他们耳闻目睹的经验灌输给我，因此，我同样可以生活得多彩多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他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勇气与快乐。
无可讳言，身体上的不自由终究是一种缺憾，这点我也很了解。我不敢说从没有怨天尤人或沮丧的时候，但我更明白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此我总是极力控制自己，使自己的脑子不要去钻这种牛角尖。
我时常自勉的一个目标是：我在有生之日，要极力学会自立，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去增添别人的麻烦。以宗教上的说法来表示就是：带笑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
这并不是对命运投降，而是面对命运，进而设法克服它。
这种事在口头上说来非常容易，可是要付诸实施的话，如果没有很深刻的信仰、坚强的毅力，再加上友情的温暖、上帝的指引，只怕很难做得到。
现在回忆我的过去，值得安慰的是，我至少可以做一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所谓“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代表什么？作家爱德华在完成《小洞的故事》这本书后，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我的祖父养了许多鹦鹉却什么也不会，只会模仿猫头鹰鼓翅的样子。来访的客人们总是免不了要兴致勃勃地谈论鹦鹉们的精彩表演，并频频追问它们还会什么新奇花招。此时祖父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快别这么说，否则我们的比利会不高兴的，是吗？比利，来，你来模仿猫头鹰给他们看吧！‘我常常想起小时的这段往事。现在我写了这本书，就像那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一般。“我也把自己比喻成比利，因此很认真地模仿猫头鹰。我的能力太有限，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就跟小鹦鹉比利一样。
我在佛立斯特家中的书房写完自传的最后一行，由于手很酸，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
这儿的院子里有落叶松、山茱萸，但是没有洋槐，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洋槐夹道的小径，因为就在那条小径上，我消磨过许多时光，同时享受着朋友们无限的温情，那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小径。现在，这些朋友们有的还在人间的小径上走，有的则已倘祥于天国的花园里了，但我对他们的怀念如一。
认真说来，我过去曾看过的许多好书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代表着许多智者的智慧结晶，我同样对它们怀着敬畏与感恩的心情。
我的自传称不上是什么伟大的作品，如果说其中还有些价值的话，并非由于我的才能，而应归功于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平常的事情。也许神视我为它的子女而委以重任，希望由于我的盲聋而对其他人发生一点影响吧！
神使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因而也无法说话，是想通过这种残缺而给世上的残弱者一些启示。神待我不薄，因为它为我送来了莎莉文老师，由她带领我离开黑暗而沉寂的世界。
莎莉文老师自己的视力从小很差，当她担任我的家庭教师时，也只能看到些许光线而已。一个不太健康的弱女子只身远离她的朋友，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村落，这种勇气不能不说是受了冥冥中某种力量的支配。她为了我不辞任何辛劳，以她微弱的视力为我念了许多书，且成为我与这个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桥梁。我与她非亲非故，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岂仅是因为“喜欢我”这句话所可以解释的。
直到现在，老师仍然靠着一副度数非常深的特制眼镜来阅读，那副眼镜是贝连博士精心制造的。
由于我无法读自己的打字稿，有关事后的修改工作，都是由老师以手语为我复诵。当老师帮我做这些工作时，贝连博士又得伴在老师身边，观察她的视力，随时加以调整。
老师为了我，不惜付出一切，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我始终相信，只要莎莉文老师有这个心，她可以轻易地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物，或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可是她却宁愿把一生的精力花在我的身上。她鼓舞了我服务社会人群的心志，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良好的表现以报答老师的一片苦心。
最后，我要说，虽然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思想的光明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在围墙内的世界却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我仍然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神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欣赏满天闪烁的繁星。
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且让我的心超脱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
第三十一节 拍摄电影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学习在院子里亲手栽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为的是想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当年不辞跋涉、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此片时必然聚精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许多过去从未遭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我惊喜，从来不知道踏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上，会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我走在马路上，会见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脚朝天；在远处的山丘半腰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栋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小木屋……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在那儿，别无旁人。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向前迈出一步，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mo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汤姆斯小姐与我时常在天没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徐风令人心旷神恰，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导演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导演越是关照我，我越觉得紧张不安。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容易，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所见的将是界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将大打折扣，所以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
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月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 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叨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 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第三十二节 杂耍剧院的生涯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这期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莉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 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 年间我们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参加演出，一开始，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到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人也丰厚。虽然名为巡回演出，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样，有时一天要连赶好几个地方，饱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得立刻上讲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叨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点别扭。也难怪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不是味道。只是，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你看不见钟表，如何分辩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幽灵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
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第三十三节 慈母去世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矾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康。
对我来说，在莎莉文老师来到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针、小纽扣等都可以很快找出来，因此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这些事母亲百说不厌，还说某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兴奋，老是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口了气而下此结论。
当我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变成又育又聋时，母亲才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悲痛的辛苦岁月中，因为天生内向、谨慎，不太开朗的个性使她缺乏朋友。遭此不幸，心情当然更落寞了。长大之后，我尽量学习独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连杉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暗自饮泣吧！我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 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好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乐此不疲。她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再三阅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外出途中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帐篷露营，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
说着说着，不禁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也常说，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不要太麻烦别人，宁可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那儿，她安详平静地告别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才被人发现的。我在临上台表演之前两小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不曾得到任何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当天，我还记得很，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这问题对自己问了一遍。在我的感觉上，我已经很大了。但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岁数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如此。
当我回到后台，内心的悲哀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我激动得无法思想，无法动作。虽然，我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可以见到母亲，可是眼前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是如此寂寞。不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低呼：“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家书该多么好啊！”
直到次年4 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死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
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
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第三十四节 意外的喜悦
经过长期的组织策划，在许多人都认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时值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是这一计划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纽约的M .C .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共襄义举。
对于那种为了募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的日子，委实说我实在害怕了。当我获悉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不乐意归不乐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捐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为其难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讲了。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候开始，前后大约3 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访问过123 个大小城市，参加过249 场集会，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集会募款，大力赞助我们的运动。尤其是狮子会的会员，他们对残障儿童的照顾真是不遗余力，对盲人也付予同样的关爱，因此，募款工作几乎成为会员的主要活动了。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
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4D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创立；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辉煌；第三件喜事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以统一。不仅如此，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拔出一大笔经费来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十会也成立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掀起争取福利的运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宽慰。
1926年冬，我们游说旅行来到了华盛顿，其时正逢国会中通过了有关拨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我们闻此喜讯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有一天下午，我与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然后又很热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有关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协助。”
这位总统果真说到做到，他后来还成为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呢，而且捐了不少钱给基金会，连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参与我们的服务工作。这位第一夫人果真对聋哑者非常热心，替聋哑者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鼎力相助。
另外，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使我万分感激。
在底特律，当地的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义不容辞地向市民们高呼，结果我们虽然只在该地集会一次，便募得4.2 万美元。不仅如此，会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则1 美元，多则达4500美元，光是这个城市的收获就很可观。
费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劝募，仅仅一个星期就募到2.2 万美元。
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应比较冷淡，可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 万美元之多。
众所周知，电影明星的生活远比一般人富裕，我预计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连续寄了无数封信到洛杉矾去，回信却只有一封，那是一位名叫玛丽。白克福的女名星寄回来的，其他人则无片纸只字的反应。为此，我们对于玛丽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格外感激。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们曾经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那里的负责人鲁沙。
巴本克先生，像创造奇迹般地把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许多种水果、花草、树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热心地引导我们参观试验场。他要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沙漠中的仙人掌有许多刺，一般家庭如果栽植常会刺伤手，他则加以改良，让我摸的这种仙人掌就是没有刺的。果真，摸起来光滑平顺，而且那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令我联想到这东西吃起来一定很可口。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以去年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钱。迄今为止，捐款的人已不计其数，已经无法—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的心，而且世代传下去。
老实说，募款本来就是无数人点点滴滴的累积，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协会就无法像目前这样依照计划推展工作。汤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时，都有支票从信封里滑落下来。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有学生、劳工、军人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其中也不乏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1 美元。
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热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有位残障的少年捐了500 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却永远绽开在我心田的花园中。
第二十六节 遇见马克·吐温
早在1894年，我还不懂事时，就听过吐温先生的大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吐温先生了。
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是在纽约的劳伦斯。荷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14岁。
当我跟他握手时就有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的风趣谈吐使我觉得十分开心。之后，我又分别在荷登先生与洛奇先生家中与吐温先生见过几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鼓励我。
有一天晚上，吐温先生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对着许多名流演说，听众有包括日后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有关菲律宾的现状，他说：“大约600 名菲律宾妇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东上校竟把他们悉数围杀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吐温先生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吐温先生一向很关心我，事无巨细，只要与我有关，他必然十分热心。而且，所有认识我们的人当中，他是最推崇莎莉文老师的，因此，他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吐温先生与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顿觉生活中少了许多东西。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去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火炉前，备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后第二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悲伤的一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许多工作可以打发时间，几乎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了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的话，吐温先生回答道：“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海伦，你知道吗？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位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而且十分幽默。
总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美国人的一切优点。他在看过我所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信上写道：“请你们3 位马上到我舍下来，与我一起围坐炉前，生活几天如何？”
于是，我们一行3 人十分高兴地整装出发了。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时值2 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参差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马车缓缓地行进在曲折的山路上。
马车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现了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接我们的人告诉说，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着我们呢。马车终于进入了巨大的石门，他们又告诉我：“啊！吐温先生在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吐温先生身着雪白的服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了活力。”
我们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清爽的松香。我们喝着热腾腾的红茶，吃着涂了奶油的吐司，感到无比的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这种吐司如果再涂上些草毒酱就会更好吃。
休息过后，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大凡一般访客都喜欢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提议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
在主卧室旁边，有一条走廊状的阳台，阳光可以直射进来，是主人经常喜欢流连之处，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盆栽花草，野趣盎然。通过走廊，就是饭厅，然后又是另一个卧室。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吐温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吐温先生领我们走近球台，他亲切地对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听了就直觉地问道：“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恐怕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又说：“说得也是，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的话，闭上眼睛也照样可以玩得很好。”
接着，我们往楼上走，参观主人的卧室，欣赏美丽花样、古色古香的床铺。
太阳即将西沉时，我们就在大落地窗前眺望外面的景色。
“海伦，你不妨想像一下，我们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些什么景象。我们所在的这个丘陵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远处是一大片辽阔的松林，左右两侧是连绵不绝的大小山丘，其上有断断续续的石垣，头顶是微带灰暗的天空。整个景象给人的感受是自由的，因为它相当原始，令你觉得无拘无束。你闻闻看，那阵阵的松香是不是妙透了？”
我们的卧房邻着吐温先生，室内的壁炉上摆着一对烛台，烛台旁是一张卡片，整齐地列出房间内贵重物品的放置地点。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原来此处曾遭小偷光临，吐温先生为了免于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扰，干脆明白地指出放置地点，想偷的人就自己去拿吧！这种作法很合乎吐温先生的幽默个性。
用餐时，客人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吃饭，而主人则担任娱乐宾客的角色。我们常感到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后，不向主人道谢会于心不安。可是吐温先生的想法不同于一般人，他惟恐客人们在用膳时气氛太沉闷，因此常说些笑话来逗乐大家，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每句话都那么生动有趣。
他甚至常站起身来四处走动，一会儿在餐桌这头，一会儿到餐厅那头。有时一面说着故事，一面走到我身后，问我最喜欢什么。心血来潮时，就随手摘朵小花，让我猜猜是什么花，如果我正好猜中，他就高兴得又笑又叫，像个孩子。
为了测验我的警觉性，吐温先生会忽然偷偷地潜到另一个房间，弹奏风琴，并观察我，看看我对琴声所引起的振动是否有反应。后来莎莉文老师对我说，吐温先生一面弹琴，一面观察我的样子非常有趣。
吐温先生家的地板铺的是磁砖，因此一般的声音我不太有感觉，可是音乐的振动会沿着桌子传给我，因此我有时会很快就察觉，这时，吐温先生会比我更兴奋。
晚饭之后，我们就坐在壁炉前聊天，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早上约10点钟左右会有仆人来叫醒我。起床之后，就去向吐温先生道早安。这时他多半穿着漂亮的晨裤，半靠在枕头上，口述文章，而由秘书速记下来。某天，他一看到我进房，就对我说：“今天午饭之后，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步，看看这附近的田园风光好吗？”
那天的散步非常愉快。吐温先生穿着毛皮厚外套，戴着皮帽，他亲切地牵着我的手，一面在曲折的小路上走着，一面向我讲沿途的景色。根据吐温先生的描述，我知道我们在一条介于岩壁与小河的小径上，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饱览了小溪与牧场的风光后，我们来到爬满藤蔓植物的石垣前，细数石头上残留的岁月痕迹。
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山路，吐温先生感到有些疲倦了，决定由梅西先生先行回去叫马车来接我们。梅西先生走了之后，吐温先生、莎莉文老师与我三个人打算走到山腰上的大路上去等马车。
可是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山腰的大路仍有一段距离，其间要经过一段满是荆棘的窄路，以及一条冰冷的小溪，最后是一片长满青苔的滑溜地面，好几次都差点摔跤。
“从草丛穿过去的路越来越小，你一直沿着它走，就会尾随松鼠爬到树上去。”
吐温先生虽然走得很疲累，仍然不失其幽默的本色，谈笑风生依旧。可是路确实越来越窄，后来几乎要侧身而行。我真的开始担心是否迷了路，然而吐温先生又安慰我说：“不必担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是走进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而且，我发誓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
他说的不错，大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问题是，我们与路之间横着一条小溪，而且溪水相当深。
“到底要怎样渡过这条小溪呢？”正当我们访惶无计时，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的身影出现了。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你们。”
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立刻着手拆除附近的一道篱笆，搭成一座临时的小桥，我们得以顺利通过。
日后，我再没有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散步了。当时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这一次散步就此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们在吐温先生家盘桓数日，临走的前一夜，吐温先生朗诵《夏娃的日记》给我们听。我伸手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音调犹如音乐般的悦耳感人，每个人都听得人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流下泪来。
欢乐的时光一向过得特别快，我们不得不整装回家了。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目送我们的马车远去，一直走了好远好远，还看到他在频频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频频回首，望着那幢在视线中逐渐变小的白色建筑，直至它在暮色苍茫中成为一个紫色的小点为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想，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了。
吐温先生去世之后，我们曾再来过这所住宅，但已人事全非，那间有大壁炉的起居室内，已显出乏人整理的冷清零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兀自开着花，似乎在怀想过去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第二十七节 不服输的人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
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入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 ”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 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 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第二十八节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乃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
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阴天是阅兵最理想的天气。这一天，华盛顿市区内热闹非凡，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兵士个个都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精神一振。军乐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一切是如此热烈、欢欣，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不料，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毫无办法！
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第二十九节 怀念贝尔博士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
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位于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
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
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都快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
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mpanel（1）；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过不计其数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人了神，尤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面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在1876年3 月10日，贝尔博士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场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我听完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之外，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用的东西。如果不是由于贝尔博士所发明的电话探针，恐怕无法找到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吧！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现在，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忆出贝尔博士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赏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与我们同住在船上的还有一位纽康博士，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大谈月蚀、流星及彗星的种种情况。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莉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有谁来陪伴你呢？”
我总是回答：“可是我觉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况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士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了。”
“您的好意我完全了解，可是一个男人若娶了我这样的妻子，岂不是太可怜了吗？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会徒然增加丈夫的重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较这些而同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吧？”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我后来确实曾经动过心，这些暂且不谈。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然应该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飞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飞机的制作。他预测，不出1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就会开辟航线，而且在大建筑的顶上会有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家家有车库一样，以飞机当交通工具的时代将来临。博士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为主要战场，而潜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将比巡洋舰更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总是倍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那么快应验。因此，当我在6 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们真的利用海洋来调节气候时，还着实吃了了惊呢！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贝尔博士在1922年8 月3 日去世，遗体就葬在本市雷山顶上，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是他自己选的，记得某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后，还随口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会处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丧失了一生最珍贵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程的演讲旅行后，疲累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不禁对未来感到茫然而不安。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桔据了。过去，洛奇先生定期支助我们生活费，在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可是无法如愿。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1911年他获悉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我请他在不失礼的情形下予以婉拒。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可是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认为需要，他随时愿意提供给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卡内基夫妇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很轻松地聊天，卡内基先生忽然想起来问道：“你现在还是不想接受我过去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被拒后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已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他如此重视家人的感受与快乐，更是令我感动！
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请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人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在1 至1.5 美元左右。”我如此回答时，没想到他竟说：“啊！这种票价太贵了，我想如果一张5 毛钱的话，就可以有更多收入。对了！就是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 毛5.”
我与老师仍然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那一年秋天，老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由于身体太虚，无法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内不必求助于人。我苦撑了一段时间以后，却面临不得不投降的困境了。
那是隔年的4 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同时附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老实说，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给我这种机会，我觉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就这样，我与老师暂时可以不必为金钱伤脑筋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确实也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这些，我是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的。
第三十节 热烈的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值洪水刚过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冲打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外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飘着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 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从加拿大的握大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伦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倘祥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反。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尤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
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炽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 月。她们在波多黎各其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 月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仁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
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